北京六环外,超生5个孩子的流浪之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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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真实故事计划 发布日期:2019-07-15 08:23 浏览:11次

在乡野与市的边缘,一群孩子在贫困、留守或疾病面前,逆来顺受、无声地生活着。今天的故事发生在北京通州,一对北漂夫妻环绕北京六环“打游击”,生下五个孩子后,在拮据与颠沛中相依为命

故事时间:2004-2018年

故事地点:北京

2018年放暑假前最后一天,通州区管头村一栋村办企业的职工宿舍里,课桌拼起来当成餐席,青红蓝学校八年级的师生们吃了一顿难得的团圆饭,由头是送别要回安徽老家上学的一位李姓同学。

这位李同学打零工自己有积蓄,掏钱请大家客,校长也出了经费,并亲自下厨掌勺,张罗了这一桌东北风味的大盆菜。李同学还叫了两件啤酒,几个男同学举瓶吹得泡沫横流。几位年过花甲的老师埋头吃菜,他们平时的伙食简单,偶尔抬头举起塑料杯和学生碰一下。校长也喝了两口,并且举杯祝李同学回乡顺利。师生的间隔,在这间厂房改装的逼仄教室里似乎不存在了。

冯亚星也在围坐举筷的学生当中,只是没有端起酒杯,她的两个读低年级的妹妹则和众多学生一样拿泡面当午饭,平时三姐妹一共20元伙食费,泡面之外只能选择煎饼。

餐桌旁要返乡读书的学生不止一位。这顿团圆饭过后,在座的几位老教师也要回乡避暑,下学期说不定是否返校,学校本身连同它暂时栖身的这座厂房一起,也可能在北京疏解提升的潮流中消失。

对于冯亚星和她的两个妹妹珊珊、子怡,还有上幼儿园的四妹扬子和最小的弟弟来说,由于一时看不到回乡的可能,还需要在六环外辗转,随着父母流动的摊贩车和朝不保夕的学校漂浮。

不该出生的孩子

三姐妹从管头村回家的路途很远。由于校车太贵,需要先曲折走出管头村,到岗山村南站坐6站公交到后桥车站,再步行穿过整个庄子营村庄,一直到最偏远的地段。早上则是爸爸骑电动三轮车送到公交站。酷暑或者冬天,都会无形加增这条路线的长度,尤其是冬天,用2018年开始上学的四妹扬子的话说,“晚上就起来了”。

家是三间样式老旧的瓦房,带一个小院子,也只有在这样偏远的地方,能够找到这样低价出租的民房,容纳一家大小七口人。

除了面积,屋子没有别的好处,完全和装修之类的事物无缘。正房是日常活动场地,一条从垃圾池捡来的长沙发看不出了颜色,缺了两只脚,用砖头垫着。一堆破旧衣服码在对面,是别人送来穿不得又舍不得扔的,体量有些过于庞大,到了冬天再打开,随意找出些什么能披在身上御寒的东西。大人小孩身上的衣服都是别人给的,没买过大衣服。“这些个孩子要买,得多少钱啊”,爸爸微笑说。

两间厢房是卧室,和正房一样看不出颜色,除了破衣服和几张床,很难在第一时间说出屋子里还有别的东西。正房里一台破旧的电视、一个二手冰柜和失去了护罩的电风扇,是需要时间才能注意到的,和破布近乎一色。电视和最大的孩子同龄,屏幕的彩色已经消退,靠着自家的小天锅收节目。

显眼的是家里的一群孩子。当大小五个孩子出现在同一条沙发上时,还是让人觉得有些不寻常。

这些孩子是父母多年环绕北京“打游击”的结果。1973年出生的冯修聚和小自己两岁的妻子刘芬结婚第二年,就从老家山东鄄城来了北京,从老大冯亚星开始,每一个孩子都出生在北京。除了亚星有老家的户口,其它四个都是计生政策下“不该出生的孩子”。在北京期间,老家计生办的人去了家里七趟,看到实在没有什么可拿走的才作罢。

没钱去正规医院,孩子生在小诊所,找私人接生婆,五个孩子总共花了不到一万块。有的村不让在村里生,或者赶上北京城区扩张村庄拆迁,只好生一个孩子搬一次家。

姗姗妈妈的回忆中,搬家的过程是:最早住在吴家营,生完老三子怡后被村里赶,搬到杨家营;杨家营被拆迁后,家里搬回吴家营,吴家营又被拆迁;搬到后桥,住了一个月,房东嫌孩子多让搬家,又搬到米各庄;在米各庄怀了老四,村里不让生,又搬到庄子营,是另一个房东,在那里又生了老五;两年前的腊月里,下着大雪,房东让一家人搬去偏房,原因是合住正房的租户上夜班,白天回来休息嫌孩子吵闹;父母不想租了,这才搬到了现在的屋子,一直在北京六环外辗转。

这些搬家的次数里,姗姗只记得米各庄,“喜欢那里,那里有草原”,实际上是村外的养殖农场,房子盖在农场里。眼下农场也被拆迁了。

因为生了五个孩子,妈妈在老乡中得到了“五子妈”的绰号,妈妈知道还有一个“二号五子妈”,都是前面四个是丫头,非要生一个儿子出来。爸爸说孩子太多,年龄又密集,生日得一个个想,“从没给他们过生日”,买蛋糕太贵,一个要一百多。事先糊里糊涂说要给过,到了又忘了,“孩子自己也不提”。

姗姗说,这学期学校搬到新址,门外有小蛋糕店,自己过生日时去买个,当作自己庆祝了。

说起生了五个孩子,爸爸也有点后悔,“想起来后怕”。但最后来到的这个男孩子,显然还是补偿了从前的辛苦,不然老五的名字不会叫“王子”。2017年下半年“王子”三岁半,他的四个姐姐分别是十四、十二、十岁、六岁,“王子”和老四上幼儿园,老三上五年级,两个最大的姐姐在初中。在爸爸口中,四个女儿也经常被喊作“公主”。

孩子们就读的民办学校和幼儿园也像自家一样四处被撵,2017年11月大兴火灾前夕,老四和老五的幼儿园从半壁店被撵到庄子营,又彻底被封闭,一时呆在家里无处可去。三个大孩子读书的青红蓝学校则数次搬迁,在管头村一家关闭的幼儿园里临时落脚。

生完“王子”之后,目标达成,爸爸终于回了趟山东老家,给四个小的孩子一块上了户口,托了人,办了亲子鉴定,四个孩子花了9000多块钱。但在生身之地的北京,他们仍旧只是无根的蒲公英,没有进过六环,去过天安门。

好在,有父母在,一切就都还好。中间爸爸考虑过把老大亚星送回老家,妈妈没有同意。“要走都走,要不走都不走。养不起就别生。”多年下来,一家人始终在一起。

节选自袁凌《寂静的孩子》

姐弟的日常

除了破烂衣服,屋子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富足的,好在是不缺热闹。一条长沙发和三间屋子里,可以演出无穷的剧目。

王子通常是在沙发一头堆叠的被子上,夏日他的肌肤滚热,如同一团火,专爱往人身上蹭凉,在他和姐姐们之间,总在演出打打闹闹的戏剧,“都是互相打两下,没有打得乱套的时侯”,姗姗说。王子喜欢睡觉,他嫌姐姐们放学回来,吵醒了他的梦境,起身追着姐姐们打闹,发现她们生气了,他也就收敛一下。王子也抱怨,姐姐们“就惹我生气,有时候偷偷打我”,他去打回来的时侯,“你跑得可快呢”,有时也是为了防止他抠过脚丫的手手指摸到脸上来。亚星说,弟弟长得好看,有时忍不住去摸两下。

三个大孩子和两个小的之间,随年龄大体区分为两个层级,大的层级内部,姗姗和子怡常打嘴仗,为了一副卷筒纸或者一双脚背带大瓣花朵的新拖鞋都会争起来,第一天争,第二天也就忘了。这也是家里少数可以争的新东西,因为大多数总是乡邻送的旧物。

争执过后,两人又会一起玩从大姐朋友处借来的大富翁,姗姗看同学玩了一道就会,脑筋略微笨拙的大姐亚星只是在一边观局。跳棋、五子棋和军棋,也是姐妹们的益智游戏,此外是趁爸爸在家干活,偷偷玩一下他的手机。连王子也知道,爸爸的手机上没有游戏,只能玩的时侯下载,爸爸发现就删了。

家里也没有WI-FI,只能出去蹭巷口小超市的流量。妈妈自从一年多前手机丢失,就没有再办过。姐妹们坐着聊天还说到学校有同学玩手机,打“王者荣耀”走火入魔,上课下课连同吃饭都在玩,有人充了一千多块的费,这在自家是不可想象的。

作为老大,亚星有分配干活和零食的权力,觉得自己“最厉害”,但镇不住老三子怡。因子怡性子暴,喜欢大哭,譬如洗头把瓶子撂了一地,亚星打她,她就大叫。姗姗没有子怡那么犟嘴,零食不够分时也会和大姐一起舍弃份额,但会耍滑,话少。亚星觉得四妹扬子性情最好,扬子长相温柔甜美,剪着一副带密密头帘的盖瓦头,头帘是亚星给弄的,亚星自己的头发以往是妈妈拾掇,六年级那年剪得太短,把亚星弄哭了,好容易才长起来,以后就不让妈妈上手了。

几个姐姐知道,小弟“王子”最受宠,好东西总要先留给他吃。但好在家里可以偏心分配的东西并不多。爸爸脾气又好,虽然爱喝点酒,但从来不打人,妈妈相对厉害一点,也就是唠叨一下,只有以前轻微动过两次手。弟弟自己并不喜欢“王子”的称呼,他郑重地告诉外人,他叫“冯王子”,和姐姐们的名字一样带着姓。

睡觉的时侯,五姐弟大致分成三拨,父母和老四、老五住一间,摆两个床;三个大的一间,亚星和姗姗一个大床,子怡睡靠窗的小床。搬过来第三年,姗姗不肯总是和大姐一床,有时去和爸爸、小弟挤一床,有时和四妹睡,子怡则和亚星挤。大床头有一台风扇,但已经坏掉一年,另外安了一把吊扇,夏天会把靠窗的小床也挪到吊扇下吹风。客厅里的电扇白天公用,晚上会搬到爸妈卧房里。

屋子里用不起电烧的暖气,以前烧个煤炉,到了晚上怕中毒提出去,现在通州成了北京副中心,不让烧煤了,假期在家白天多晒点太阳,跺跺脚,入夜早早上床裹着被子,村里电费高,有个电热毯也不敢多开。亚星和扬子的耳朵和手背都长冻疮,但“人多,不觉得冷”。2018年入冬有几个极寒天气,爸妈的卧房终于添置了一床电热毯。妈妈和老四扬子的脸上,都冻出了轻微的水疱。

虽然没有变形金刚和洋娃娃,五姐弟们并不缺玩具,多数出于自我创造。夏天三姐妹的卧房桌子上摆着一只大土豆,生了很深的芽子,作为摆设。头年秋天我去的时侯,平房窗台上摆了一溜凤仙花盆栽,是妈妈买回来的,大的三姐妹每人都领养了一盆,负责培育,亚星名下有两盆在室内,姗姗和子怡的搬出来,姗姗说“放屋里不开花,在外面磨炼一下”,子怡的花长得比姗姗更好一点,开了花可以染指甲。

来年夏天再去,指甲花不见了,说是冬天冻死了,但窗台上又添了爸爸从朋友家拿来的鸡冠花,朋友是为办展会摆设花卉的。

三姐妹卧房的床头添了两串千纸鹤,是亚星过年时叠的。父母卧房墙壁的玻璃上贴着“新年愉快”的四个花字,是姗姗过年时画的。这年冬天再去,三姐妹卧房的墙上又添了很多剪纸图案,有裙子、篮子和皇冠、花朵,出自女孩们的手工。

家里还时常多出一只小猫,是别家的猫溜进来,女孩们喜欢喂它,爸爸吩咐赶出去,女孩子们却把它藏到里屋。

姐弟们很少出去玩,姗姗的解释是同龄的孩子不多。父母出摊时插上大门,姐弟们自己游戏。爸爸不担心外人闯入,“巷子口有摄像头,安全得很。

大人的帮手

暑热的下午,妈妈早已去菜市场摆摊卖水果,爸爸在家里准备傍晚出摊的卤煮,院子里摆着两口大锅,要煮四个猪心,四个猪耳朵,二斤多肠子,还有肘子和其它熟菜,苍蝇循味而来,红油辣椒混和大料的气味呛人。

经过一个小时的熬煮,锅里的肉渐渐变得红亮,到了快出锅的时侯。先前坐在长沙发上逗乐看电视的孩子,次第起身打帮手。亚星拿起堂屋地上的榨汁机,去院子里龙头加水,打大蒜汁。地上的大蒜是她先前剥好的。

堂屋地上的杂物中间,放着一盆泡花生,一盆泡鹌鹑蛋,另有一盆加一袋小螺蛳,两袋毛豆,这些都是卖卤煮的配菜。爸爸先在一只老式单只煤气灶上烧开了辣椒油,把小螺蛳倒进去煮,姗姗倚在卧房门边看着,防止辣椒油溢出来。屋里的气味更浓烈了,苍蝇萦绕来去。

亚星将榨好的蒜汁倒进刚才爸爸洗出的塑料瓶子里,预备出摊用。爸爸揩拭一只放在三轮车上的桂花大瓦罐,用来盛煮好的卤肉。

一个女人打电话来买煮花生,因为价格的事掰扯了半天,又一直追问是不是新鲜的,只肯出两斤十块钱。爸爸说没卖过这价,但因为同是做小生意的熟人,过后还是让亚星给她送去。院子里搁着几辆废弃的小黄车,亚星骑上其中一辆前去。

姗姗在煤气灶旁边的案板上切了一把香菜,装起来等爸爸带走,抽空玩了一下爸爸的手机。摘香菜是她名下的任务。亚星送花生回来,和妹妹聊了几句,一块把香菜和蒜汁搬上车。三妹子怡也把秤盘搬上三轮车的座位,又把车上的醋拿下去,醋只剩了半瓶,爸爸让姗姗去巷子口的超市买。子怡又拿来爸爸的围腰,洗好了菜夹子。爸爸把一张塑料布蒙上瓦缸,在车头挑起晚上用的一盏电灯泡,准备工作才算是做完了。

妈妈说,亚星最老实,活儿大都摊在她身上了。亚星说四妹扬子最勤快,让她干啥都行,和三妹二妹则须讨价还价。晚饭爸妈不在家,都是亚星做,炒一个菜,“自己感觉还行”。

很小的时侯,女孩们就开始干活了。妈妈回忆刚来北京时,拆迁时砍砖挣钱,带着亚星和姗姗,弄个小推车搁在一边,渴了买个冰棒。亚星小时候走路有点头重脚轻,总爱摔跤,现在额头上还有磕出的疤痕。再大一点,姗姗记得自己站在砖堆上,有时也学大人拿铁夹子夹砖干活。

后来添了老三子怡,父母在南郊收了几年破烂,又拾棉花,也带着孩子。在杨家营,亚星和姗姗上了一个私人开的学前班,闭园时先到老师家里,妈妈收破烂回家后再送到家,整个学前班就这一个老师。老大老二上学了,老三子怡还不会下地走路,扔在家里,弄个学步车拴在床头上,一天哇哇大哭,现在的暴烈脾气或许是从那时来的。

子怡在米各庄上了一个残疾人开的学前班小班,一个月200块钱,也是早晚在老师家吃喝,妈妈另外给老师钱她不收,买了一箱方便面。后来盖新房费用涨到300,又转到尹各庄上。添了老四扬子之后,妈妈干上了卖水果一行,一边喂奶一边卖,头年赔了两千。以后又怀着老五卖水果,直到临产前一个月歇摊,产后一个多周又开始出摊,孩子都是跟着摊子长大的。

爸妈做水果和卤煮生意,一个考虑是自家孩子可以落得吃些。以前妈妈卖过菜,剩下的不方便保存,孩子也吃不了,才换成水果。爸爸卖的卤菜和花生毛豆,剩下的也做孩子们的食物。对于地上剩的一袋昨天的毛豆,姗姗和姐弟们没人去动,因为吃得太多了。以前姗姗喜欢吃卤鸡腿和鸡胸脯肉,现在也失去了胃口。至于家里的卤煮气味,孩子们早已没有了感觉。

妈妈是个很瘦小的女人,晚秋裹着一件从头到脚踝的二手羽绒服,身上有过早的风霜痕迹,因为趁城管下了班,晚上要出市场外摆摊,卖得好些。妈妈的任务还包括半个月集中洗一次衣服,一周给每个孩子挨个洗一次澡,冬天带孩子们去澡堂,小孩每人6块。2017年冬天,村里的澡堂子拆了,孩子们洗澡要去邻村,次数很少了。

夏天来临的时侯,爸爸用三轮车载着几个孩子去看了一次牙齿。亚星的牙齿保持得特别好,只有一颗坏牙。姗姗自己说小时候喜欢咬铅笔尺子,后果如何她没明说。子怡有蛀牙,姗姗的蛀牙脱落了。这是孩子们少有的体检项目。

暑天下午三点半,爸爸的三轮车载着卤煮离开了院子,和邻居赤膊男人一块去市场。王子吵着要拉屎,亚星找了卫生纸带他出去。路旁杨树林子下有个简易厕所,几块废弃彩钢板搭起一个低矮的棚子,男女勉强隔开。低头走进棚子,蹲位旁边堆成一座令人心悸的卫生纸小山,没有地方下脚,似乎和沙发上的孩子们难以联系起来。

学业与生计

那天的聚会结束之后,暑假当中有个学生路过管头发现,厂房已经被扒平。“我们的学校!”几个学生在微信群里发着哭泣的表情。

这已经是青红蓝两年内第四次迁徙。在亚星上学之前,它在六环内的南半壁店村有一座很大的校园,一千多学生。两姐妹入学时它也还有700多师生。校园并未拆毁,甚至学校大门上的花体铁字校名仍在,只是派了别的用场,师生们再也回不去了。

2017年,学校在疏解整治潮流中搬到管头村,借一家幼儿园的地盘栖身,学生们告别了阳光充足的宽绰校园,搬进逼仄阴暗的几进房间。一条缺乏光线的走廊,是学生主要的活动场地,以往的体育课连同升旗仪式不得不取消。校名也成了忌讳,生锈的铁门关闭,只在孩子们需要出来上公厕时打开。

大兴火灾前后,大量学生转回老家上学,或跟随父母离开北京。随着学生人数的大幅下跌,学校的老师大部分离开,只剩下几个退休后出门代课的老人,年纪最大的过了70岁,日常吃住都在学校,挤在摆了架子床的两间宿舍里。其中包括两个终生教学却未能转正的民办教师,出门挣得自己每月的生活费。人老精力衰退,授课水平下滑,课堂上也管不住学生,和在半壁店时完全是两回事了。

姗姗以前喜欢英语,现在上课却头疼,因为老师“口语就那样了”,带着河南口音,“随便一句话,能说一节课”。相形之下,数学老师没有口音,“认真听就能听懂”。

“男生抽烟喝酒,学想上就上”。亚星说。当着老师的面,学生也会抽烟。一个八年级女生经常翘课,理由是“天太热了不想来”,家里人也不管,眼下她已经开始学美甲了。

谈恋爱的特别多,亚星班上三个女生,两个有男朋友。那个爱翘课的女生从六年级开始,一学期谈一个。亚星说自己压根儿没想过这事儿,“他们谈的又没结果,过一段就分了,浪费时间”。亚星和姗姗的学习在班上都在前面,只是现在班级的人数太少,名次也做不得数了。

在管头村的厂房里,空间更加狭窄,仅有的活动空间是一条过道,二楼还住着几十位干零活的民工,每天经一架铁梯上下。附近有几间空旷的仓库,胆大的孩子有时跑去玩,仓库里废弃的垫子成了他们翻跟头练跳远的地方,焊工的电枪在校门不远处喷出火星。

暑期厂房被拆后,下半年学校搬到了火沙路上一个小区里,学生总共剩下30多人,各个年级合并成初中小学两个班。因为上学动静太大遭到投诉,被迫分成两拨,初中班转移到校长自己买的房子里,小学班的上学时间改成周六日上课,周一二休息,以调和对居民的打扰。

因为老四子怡入学,爸爸去新校址看了一次,课堂上几个年级的学生混在一起,一组学生上课,另一组就做作业,互相干扰。在老师家里上学的亚星和姗姗起初连课桌都没有,只能席地而坐在膝盖上写作业。爸爸觉得,这个学校维持不了多久了。

孩子回老家上学的问题摆在眼前,但在北京呆了十几年,一下子又不知道怎么回去。

当初因为家境贫困,结婚后夫妻一块出来,老家全无根基,只有两间十几年未曾修葺的烂瓦房,已经遮蔽不住风雨,住不下一家人。十几年中只想着生儿子,钱都花在孩子身上,没有买房修房。孩子的爷爷去世,奶奶患有癫痫,靠一个姐姐在家乡照顾。此外只有三亩地,乡镇没有工厂可以上班。回去的话没有收入,不回去,眼看北京呆不住了。

尤其是大兴火灾发生后,一时间人心惶惶,出租屋总有人来清查,连天然气有段时间都不让用,爸爸的三轮车被抄,似乎马上就要被赶回老家。2018年摆摊查得松一些,爸爸也在市场里顶了别人的摊位,但很多外地人走了,生意清淡,2017年生意不好拉了一万多块钱账,好容易才还上。房租又步步上涨,从说好不搬不涨钱的一年5000,一步一个台阶涨到2019年的9000。送孩子回老家,看起来是必然的事了。

几个孩子都没怎么在鄄城呆过,2014年回去上户口,在老家一周,几个孩子身上都长痘,回北京才好了。提起回老家上学,亚星摇头说“不想”。姗姗说姐姐担心回去学习赶不上,水土不服,姗姗自己“不想那么多”,回去可以上更好的学校,眼下青红蓝实在没有个样子了。

由于孩子们一直在上民办学校,享受不了义务教育政策,每个孩子的学费都不菲。以2018年新入学的扬子为例,一学期需要缴纳2800元学费,这还是学校减免了一千元的数字。冬天取暖费一人四百,校车和学校伙食更是不敢有份。两个上了初中的女孩,2017年缴费已经达到了每人一学期3600元,老三也要3500,每次开学无法一次交齐,都是分期付。如果回到老家读寄宿,学费和一部分生活费是国家出的。

但老家的学校不是想回去就能上的,学籍是门槛。青红蓝没有办学资质,无法办理学籍,有的孩子回老家上学需要毕业证,青红蓝的老师只好找朋友,用photoshop软件自己制作。聚餐结束后打扫房间,学校给姓的李同学颁发的“三好学生”奖状被撇在地上,李同学说“没用”,老师们也无人在意。倒是喝空的啤酒瓶,被一个老教师收集起来,拿到废品站去换几块钱。

2018下半年,爸爸打听了老家的学校,都需要学籍才能接收。爸爸计划的是在青红蓝读完这一学年,明年下半年全部孩子回老家上学,但学籍的事看不到解决的希望。其它从青红蓝转学回乡的学生,都需要在当地托关系,爸爸妈妈离乡多年,又没有这方面的人脉。

如果姐弟们回乡上学,爸爸妈妈只能由一个人陪同,另一个留在北京挣钱,这是好不容易商量出的方式。从来没有分开过的家庭,要拆成两拨。

妈妈可能会是留在北京的那个人。在家里,她是主要的收入来源。卖水果辛苦,4点多去十公里外的市场进货,七点多出摊,晚上八九点才回来。爸爸的出摊时间晚一些,早晨进货回来,把几个孩子送到公交站,可以回来补个觉。以前摊子被抄那段,爸爸闲着,每天喜欢喝两顿小酒,妈妈颇有抱怨。

冬天骑三轮车去农贸市场出摊的途中,经过一座公路桥,桥底有一位北京老人开着自己的三轮车,车上载着一套dvd音响,停在桥底自己拿着话筒唱k。妈妈看着说,“命不好,没生在北京,各种照顾”。

对于几个孩子,妈妈的打算是尽量让她们好好上学,“不要像自己这么辛苦”。

*选自袁凌新作《寂静的孩子》,新书已出版,本文获作者授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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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 | 袁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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